佛像网

一、唐卡
唐卡的起源与佛教传入西藏基本同步。据五世达赖所著《大昭寺目录》记载，松赞干布曾用自己的鼻血绘制白拉姆女神像，这被视为唐卡起源的传说。虽然此说难以考证，但唐卡艺术在此时兴起是可信的——文成公主与尺尊公主的进藏带来了汉地和尼泊尔的文化与物质材料，为唐卡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唐卡几乎无存世实物，但我们可以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吐蕃时期帛画中窥见其风格：构图简练，多用青、黄、赤、白等基本色，主尊画得较大，人物造型受印度、尼泊尔艺术影响明显。

9世纪中叶，朗达玛灭佛导致佛教在西藏中断百余年，唐卡也遭到毁灭性打击。10世纪后，佛教从阿里古格和青海两地重新传入，史称“后弘期”。这一时期，阿底峡大师受邀到古格弘法，大量克什米尔、尼泊尔艺术家进入西藏。唐卡风格呈现多元融合的特点：主尊高大居中，四周对称排列诸神，色调以暗红、蓝、绿为主，人物造型呈现“三折枝”的优美体态。西藏江孜地区形成了融合印度、尼泊尔、汉地风格的“江孜画派”，造型比例更加协调。现存最早的唐卡实物之一，是11世纪为阿底峡绘制的肖像“无越马”。

14-17世纪是唐卡艺术的黄金时代，西藏本土画派百花齐放，理论体系走向成熟。14世纪的画师免拉·顿珠加措编写了《造像量度如意宝》，成为后世唐卡创作的经典依据，并创立了“免塘派”。这一画派人物庄严俊秀，色彩柔和亮丽，成为流传最广的画派。三大流派鼎立：
免塘派：造型庄严，色调柔和，以温文尔雅的风格著称
钦则派：与免塘派同源，但风格威猛有力，色彩浓郁厚重，善绘怒相护法神
噶赤派：16世纪活佛南卡扎西所创，大胆吸收汉地青绿山水画技法，背景山水云雾极具诗意
官方推动：五世达赖时期（17世纪）后，西藏成立了相当于官方画院的机构，唐卡创作进入专门化时期。七世达赖时又成立了“拉日白吉社”官方画院。

18-19世纪时期的唐卡艺术风格明显受到汉地工笔重彩技法的影响。“嘎知派” 在十世噶玛巴·却英多杰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他吸收了汉地绘画中树木、花卉、建筑的画法。画面开始追求“二十四次明暗渲染”的丰富效果，设色趋向雅致清新，甚至出现“福”“寿”等汉地吉祥文字。

二、佛像绘画
中国佛教绘画的历史，核心就是一部“中国化”与“世俗化”的演进史。它经历了从魏晋的“外来输入”、隋唐的“皇家气度”，最终在宋元转型为“文人意趣”，在明清走向“民间多元”。

佛教约于两汉之际传入，最早的佛画记载见于东汉明帝时期，洛阳白马寺的壁画被视为中国佛画的肇始。这一时期，曹不兴是见诸史载的第一位佛画家。他依据西域佛画摹写，被誉为“佛画之祖”。此时的佛画尚处于模仿阶段，线条与造型带有浓郁的异域气息。

南北朝佛教大兴，寺院壁画盛极一时。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成就是确立了影响后世千年的佛画范式——“四家样”，标志着佛画开始深度中国化：
“曹家样” (曹仲达)：来自中亚曹国，其风格“衣服紧窄”，如从水中走出，即著名的“曹衣出水”。
“张家样” (张僧繇)：梁代画家，创“张家样”，他吸收西域“凹凸法”增强立体感，笔下人物形象渐趋丰腴，一改此前“秀骨清像”之风。
“顾得其神” (顾恺之)：东晋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其《维摩诘像》注重精神刻画，使佛画开始摆脱单纯的宗教图式，走向艺术表达。

唐代是佛画的黄金时代，佛寺壁画遍布两京，吴道子将中国佛画推向顶峰。“吴家样” (吴道子)：被誉为“画圣”，创“吴家样”。其笔下人物“衣带飘举”，充满动感，是为“吴带当风”。他发展出极具表现力的“莼菜条”描法，标志着中国佛画线条美学的体系完成。西域画家尉迟乙僧带来“铁线描加凹凸法”，极大地丰富了唐代绘画的技法与视觉冲击力。

宋元时期是中国佛画最深刻的一次转型。随着宗教意识的减弱和文人阶层的崛起，佛画的功能、形式和审美发生了根本变化：便于品鉴的纸本卷轴画取代了宏大的寺院壁画，成为主流; 文人画家主导创作，佛画从宗教礼拜功能转向个人意趣的表达; 李公麟在前人“白画”基础上创立高雅至极的“白描”，成为宋元佛画的典型风格; 佛教形象愈发贴近生活，观音变为温婉女性，罗汉形象也更加生动多样，表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与“理解型表现”。

明清时期，佛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加世俗化、多元化：各类佛、菩萨、罗汉及水陆画需求巨大，出现大量适应民间信仰与节令风俗的作品（如钟馗、三星图）。既有继承唐宋传统的工细重彩，也有如陈洪绶、丁云鹏那样造型夸张、高古奇骇的独特风格。虽然大规模壁画创作减少，但留存下来的精品极为震撼，如北京法海寺壁画，其人物刻画入微、沥粉贴金，艺术价值极高。

Thangka; Buddhist Painting

金铜造像
石雕造像
木雕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