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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高25.5 cm
年代：11-12世纪 大理国时期
质地：铜鎏金
风格：大理
来源：拍卖会
成交：508,000欧元(2025.06)
参阅：外部链接
鉴赏：
An important gilt-bronze figure of Avalokiteshvara, Dali Kingdom, Yunnan province, 11th / 12th century | 十一 / 十二世紀 大理國 鎏金銅觀世音菩薩坐像

歐洲私人收藏
十一 / 十二世紀 大理國 鎏金銅觀世音菩薩坐像
HAR編號2955

来源:
Auktionsverket，斯德哥爾摩，1989年4月18至21日，編號924，此後家族傳承

此尊非凡的观音菩萨造像展现其密教形象：十一面十六臂，结“圣跏趺坐”——双腿交叉，一足置于另一足之上。菩萨身着长裙，腰间束带，上身袒露披挂帛巾，佩戴串珠与华丽宝饰。其三面主尊头戴宝冠，其余八面高高叠起，象征修行过程中的各阶段觉悟。菩萨诸手持法器以助度世，包括象征疗愈的净瓶与杨柳枝、宝瓶、莲花——观音最具代表性的法器之一以及左下手所执的念珠。主手合掌于胸前行“合掌印”，象征敬礼；另有双手于腹前结“禅定印”；右下手施“予愿印”，象征满愿赐福。

大理国的多面多臂观音坐像普遍结“圣跏趺坐”，即单足叠于另一足之上，此与藏传佛教中双脚交叉、脚底外露之“金刚跏趺坐”有所不同。此坐姿与2016年10月5日于香港翰海拍卖《我佛慈悲 II》中拍品117号十一面十六臂鎏金观音极为相似，亦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一尊单面多臂观音造像相近，其面部特征与宝冠带图样几可对照（图一）。大都会馆藏尊像为砷青铜所铸，风格高度一致，因此推测本尊亦可能采用相同合金，甚至出自同一铸坊。此尊所持瓣形钵与伦敦苏富比2023年11月1日拍卖之第118号四臂观音造像亦十分相似。本尊表面覆以朱漆于汞鎏金之上，经年氧化转为黑色，此漆层原本用以增强金色光泽，为大理造像中常见工艺，如见于圣地亚哥艺术馆中约1147至1172年的阿嵯耶观音造像，以及上海博物馆所藏刻有1163年铭文的十二世纪佛像。

本尊珍罕的大理鎏金观音在中国佛教雕塑发展中具有独特地位。中国西南地区的佛像以其独特风格、庄严与宁静而著称。虽然同期亦有其他观音造像传世，惟多为站姿，风格一致。如此具密教意象且为坐姿者，实属罕见。

此类非凡的造像可归属于今日中国云南地区，反映出其在南诏（750–902）与大理国（937–1253）统治下长达五百余年的独立历史。南诏最后一位君主即奉佛教为国教，而大理国更是承继其信仰并发扬光大。当佛教在宋代（960–1279）中原地区面临重重挑战时，佛法在西南地区（如大理）与东北（如辽国）却依然蓬勃发展。大理国自南诏传承佛教信仰，逐渐发展出具地方特色的大乘佛教体系，重视对菩萨的崇拜，尤以“云南之福”阿嵯耶观音为代表性守护神。段氏自937年执掌云南政权后，积极利用佛教强化统治合法性，并以具佛教意涵的“大理”（意为“大治”）为国号，据说即由观音菩萨所赐。大理地区很快发展出一种特有之密教形式——阿吒力教（Azhali 或 Ajali Buddhism），以观音崇拜为核心，其地位甚至超越佛陀[1]。

根据学者 John Guy 所言，此类观音造像的正面直立造型显示其原为寺庙主尊，安置于中央，而非如唐代（618–907）多作为主尊两侧陪像，姿态稍倾、呈侧身之态。

云南地区的鎏金观音造像特征明显，体态纤细、肩膀宽阔，这种风格于10世纪即已成型。这种造型在画师张胜温（活跃于1163–1189）绘制之《梵像卷》中亦有体现。此卷现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描绘大理王段智兴（在位1172–1200）与群臣，卷中菩萨神像面貌与造型与本像极为相似。大理佛教体系中，既有如本像般作为冥想本尊之多臂宁静神祇，也有作为护法的忿怒神（图二）。

本尊另一显著特色为其明显融合密教意象。密教（金刚乘）起源于印度东部波罗王朝（8至12世纪），于大理亦广泛传播，从云南出土之金刚杵与金刚橛等法器可见一斑，今多藏于昆明云南省博物馆。大理造像之图像风格独立于中国与西藏佛教体系，自成一格。大理观音，特别是阿嵯耶观音，明显受南方邻国占婆（今越南中南部）佛教艺术风格影响，而占婆本身则受南印度与印尼之佛教艺术影响，形成一条跨文化艺术传承路径。

[1] John Guy，〈The Avalokitesvara of Yunnan and Some South East Asian Connections〉，收录于 Rosemary Scott 与 John Guy 编，《South East Asia and China: Art, Interaction and Commerce》，亚洲艺术与考古学座谈系列，第17辑，伦敦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1994年，页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