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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Image: 43.5 x 33.2 cm
年代：12-13世纪
质地：唐卡
风格：西藏
来源：拍卖会
成交：114,700欧元(2025.06)
参阅：外部链接
鉴赏：
唐卡：六字观音（Shadakshari Lokeshvara）
西藏，12-13世纪

布面设色描金；背面以红色梵文咒字“嗡啊吽”（ohm ah hum）标注于每位神祇之后，另有九行梵文与藏文题记，以佛塔形式排布，内容包括献给毗卢遮那佛（Vairocana）的偈颂、“诸法从缘起”（ye dharma hetu…）佛教缘起咒，以及忍辱咒。

喜马拉雅艺术资源网（Himalayan Art Resources）编号 2852
佛像网编号 10697

本拍品經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碳-14檢測（ETH-56087；2016 年 1 月 6 日），結果與其斷代相符。

來源:
香港藝術市場，2014年
歐洲私人珍藏，自2015年
Art Loss Register（國際失踪藝術品登記組織）檔案 15045.6.CCF

这幅精妙的构图描绘了白色身的六字观音（Shadakshari Lokeshvara）——观音菩萨（Avalokiteshvara，即慈悲菩萨）的四臂化身。六字观音以禅定之姿安坐于莲花宝座上，刻画细腻精微。其主手于胸前结合掌印（anjali mudra），另两手向外伸展，一手持绽放的莲花，另一手持念珠。他柔和的目光、修长的耳垂、安详的微笑，以及莹白的肤色，皆散发着深邃的智慧与神圣的气息。其身披轻薄红色裙裤（dhoti），衣纹流畅地垂覆于盘坐的躯体之上；周身佩饰繁复华丽——胸前垂挂多串项链，臂戴臂钏，手腕与脚踝处饰有金镯。黑色发辫分垂两肩，余发束成高髻，形如佛塔。额际宝冠上饰有程式化的花卉图案与宝石。主尊两侧为两位较小的胁侍，构成和谐的三尊像（triptych）。右侧为男性胁侍摩尼陀罗（Manidhara），左侧为白色四臂女性尊神六字大明母（Shadakshari Mahavidya）。

11至13世纪的早期西藏绘画（正值佛教后弘期，Second Dissemination of Buddhism）反映了印度与尼泊尔审美传统交融的动态过程。此幅唐卡直接借鉴了备受尊崇的波罗（Pala）绘画传统，其风格特征表现为中央主尊的腰身纤细、体态婀娜、五官轮廓分明。频繁使用布满细小花卉纹饰的浓密蓝色背景，进一步体现了这种跨区域的艺术对话。一个显著的相似案例见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所藏的一幅12世纪早期《般若八千颂》（Ashtasahasrika Prajnaparamita）写本残页《观音菩萨为信众说法》（Bodhisattva Avalokitesvara Expounding the Dharma to a Devotee），该作被归为大寺派大师（Mahavihara Master）所绘（藏品号2001.445f；见Guy与Britschgi编，《时代之奇：印度大师画家，1100–1900》（Wonder of the Age: Master Painters of India, 1100–1900），2011年，第27页，编号1）。

在此大背景下，本幅唐卡展现出该时期西藏绘画共有的若干风格特征。四色卷草纹莲花宝座成为当时丰富视觉语汇中的反复出现之母题，常伴随坐像出现。类似的母题运用可见于一尊十一面八臂观音像唐卡（见Rhie与Thurman编，《智慧与慈悲：西藏圣艺》（Wisdom and Compassion: The Sacred Art of Tibet），第324-325页，图录编号128）。主尊头顶的彩虹光环亦见于斯皮尔曼（Speelman）旧藏的一幅释迦牟尼佛（Shakyamuni Buddha）唐卡，该作售于邦瀚斯（Bonhams）香港，2025年5月5日，拍品编号3。在其他同时期作品（如《达隆唐巴钦波像》（Portrait of Taklung Thangpa Chenpo）与《弥勒佛》（Maitreya Buddha）唐卡）中亦可见到相似的宝座背屏以及环绕主尊的程式化翠绿动势旋纹（见Singer与Kossak编，《神圣视像》（Sacred Visions），1998年，第91-92页，编号18；同书，第109-110页，编号24）。彩色宝石镶嵌的镶边装饰更进一步增添了此幅唐卡的视觉华丽感。

一幅独特的西藏视觉语汇在本唐卡层级分明的构图中得以彰显。中央莲花宝座足部两侧，绘有两尊跪姿的西藏僧人像。下方边栏中，一位西藏僧人面向一组法器，这些法器既象征着修法仪轨，也标示着凡尘与灵境之间的临界界线。与此相对的是四位护法善神：财神（Jambhala）、龙王（Nagaraja）、马头明王（Hayagriva）与金刚手（Vajrapani）。在六字观音的彩虹光环旁，是一尊八臂十一面观音坐像，面朝前方，神情安详慈悲；其相对一侧，一位西藏僧人正凝望主尊，以示敬奉。最上方的天界栏中绘有一位西藏僧人、三位超越性佛陀（transcendent buddhas）以及两位西藏上师（lama）。

此类唐卡常与某些特定教派相关联，这些教派致力于维持其独立的法脉传承。约翰与伯特·福特收藏（John and Berthe Ford Collection）中的一幅12世纪早期六字观音三尊像唐卡（见Woodward与Pal编，《欲望与虔诚：印度、尼泊尔、西藏艺术》（Desire and Devotion: Art from India, Nepal, and Tibet），2002年，第228-229页，编号132），无论在风格的精致程度、中央三尊像的构图，还是图像学细节上，都与本幅唐卡显示出极为密切的相似性。另一幅12世纪的唐卡（见Singer与Kossak编，《神圣视像》，1998年，第74页，编号10）同样以六字观音与胁侍的三尊坐像为主题，与本幅可比。尽管这些唐卡皆无题记，它们共享着一个尤为引人注目的图像学特征：在最上方栏中，一位身着类似僧袍、戴着黄色尖顶班智达帽的西藏上师，与另一位卷发、披白色外袍的上师并坐。科萨克（Kossak）将此二人识别为阿底峡（Atisha）与仲敦巴（Dromtön）——噶当派（Kadam）的奠基人物。简·凯西（Jane Casey）指出，在许多案例中，传承体系是融合的（见Casey，《达隆绘画：年代学研究》（Taklung Painting: A Study in Chronology），第1卷，2023年），而若无题记，仅凭图像学特征则存在局限。尽管如此，这二人的并坐仍暗示了与噶当派法脉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