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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高12.7 cm
年代：7世纪
质地：铜错银
风格：斯瓦特
来源：拍卖会
成交：1,210,500港元(2023.12)
参阅：外部链接
鉴赏：
铜错银莲华手观音像
斯瓦特河谷（Swat Valley），约7世纪
喜马拉雅艺术资源网编号：1472
高12.7厘米（5英寸）

来源：
欧洲私人珍藏，约1990年入藏

斯瓦特河谷，古称邬仗那（Uddiyana），自公元前1世纪的斯基泰-帕提亚时期起，便作为佛教中心而繁荣。它位于连接印度、中国与中亚的古代贸易通道沿线，地理位置优越，尤其在2至3世纪的贵霜时期（Kushan period），国家的统一保证了商队贸易路线的垄断。北巴基斯坦、中亚与喜马拉雅地区之间的这种文化交流，造就了该地区佛教艺术中深度的视觉融合；在许多雕塑中，其变体显示出与巴克特里亚-犍陀罗地区（Bactro-Gandharan region）融合风格的关联，这种风格既与希腊化原型紧密相连，也与伊朗的帕提亚艺术（Parthian art）相通。这尊坐姿观音，即广受尊崇的慈悲佛教本尊，其写实风格塑造的身体，结合了头发、眼睛和花卉图案中抽象化的元素，展示了古典传统与来自中亚的艺术风格持续互动下催生的图像学范式。

在这一后期，斯瓦特地区鲜有铜像保留了此种希腊化风格的元素。此莲花手观音（Lokeshvara）身体的自然弯曲和皮肤的褶皱，勾勒出这些古典化原型所特有的和谐身体轮廓。其解剖学上的写实性与形态的柔韧性，及双腿的松散交叠和手腕、手指的柔软弯曲，进一步彰显了这种自然主义风格。犍陀罗艺术（Gandharan art）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一经由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军事远征传播至北非和印度河流域（Indus River）的古典传统。这种基于希腊雕塑模式的早期跨文化影响，在被采纳进入犍陀罗图像学后，转化为了佛教艺术的最初形态。特别是菩萨——致力于救度一切众生的慈悲本尊——的形象变得普遍，一尊更大的石刻观音菩萨像可为例证（佳士得，纽约，2012年3月21日，拍品707号）。对古典传统的进一步参照，还包括前述例子中见到的柳条式座椅，以及香港慈山寺佛教艺术博物馆（Tsz Shan Monastery Museum, Hong Kong）一块浮雕佛板中，佛陀两侧的几位小人像（藏品号2017.68）。与其他后期斯瓦特雕塑中的希腊化形式一样，这种风格的底座很少见，但仍有三件先例：一件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另两件出版于帕尔（Pal）的《克什米尔铜器》（Bronzes of Kashmir，1975年，第39、45号）。

斯瓦特的造像，尤其是晚期的，反映了与波斯艺术更强的关联性。中亚的设计长期以来影响着犍陀罗广阔的地区，因为该地区在公元前327年希腊人入侵之前，曾是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Persian Achaemenid Empire）的一部分。沿底座可见的四瓣玫瑰花环图案——在犍陀罗石雕中也常见（大英博物馆，藏品号1970,0718.1 和 1892,0801.16）——其起源可追溯至中亚雕塑，见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菲卢塔里奥斯骨罐（Ossuary of Philoutarios，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号X.248.11a–b）。后来帕提亚人（Parthians）与贵霜人（Kushanas）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推动了中亚设计沿丝绸之路不断向东的重叠与融合。头发和裙袍上刻划的线条与条纹图案，显示了源自帕提亚风格的抽象化与程式化特征，其明确的线条、更趋正面的姿态以及单个玫瑰花环，与一幅约2世纪的骑骆驼者浮雕板相呼应（耶鲁大学美术馆，藏品号1935.44）。此外，这尊雕塑宽阔的眼睛和点状瞳孔——定义了该地区许多肖像的特征——进一步参照了波斯设计，如帕尔米拉（Palmyra）的一件公元50-150年的女性石雕所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号01.25.1）。